若说“不同族裔和睦同居”是一座高山，那么登山之人在唱响“上行之歌”的路上，会遇到怎样的挑战？这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一起来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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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西方，诗人在文化里总有一席特殊地位。诗人不只是“文学精灵”——诗歌的创造者，也往往是一国一族的灵魂代言人。谁能说自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却不认识李白、杜甫、苏东坡？谁能说自己亲近台湾现代文学却与余光中、杨牧擦肩而过？而又有哪个受过制式英美教育的未曾诵读荷马史诗《奥德赛》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进一步说，当诗人攀到了创作顶峰，仰视他们风华、吟诵他们诗歌的，可能就不限于他本国本族的百姓。只要有翻译渠道，对从生命深渊处发声的诗人，各地读者都能听到他们的回声。
21世纪过了五分之一（编注：本文写作于2021年），执世界强权牛耳的美国，于殖民时代产生、至今未能彻底修复的种族裂痕因新冠疫情、总统竞选风波而加剧，竟在2021年1月6日迎来令举国瞠目结舌的国会山庄暴乱。人们心情复杂，有的隔岸观火，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沉重悲痛，心中普遍的问题是——难道自诩民主旗手的美利坚，将无法继续捍卫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难道这片各族共建的地土将成为彼此相咬相杀的兽圈？
两周后，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如期举行。全民惊魂甫定，典礼过程的管控前所未有地森严。典礼意外的亮点，是一位诗人。22岁的美籍非裔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受总统夫人邀请在就职典礼上朗诵新创诗歌：《我们攀登的山丘》（The Hill We Climb）。
戈尔曼着一袭鹅黄大衣，艳红发箍圈住墨黑头发，在蓝天白云下声情并茂地演绎了对这个经历种族撕裂之痛的国度未来重建和平公义的梦想。全球转播的就职典礼让戈尔曼立即成为瞩目焦点：还未出版的新书登上预售金榜，《我们攀登的山丘》卖出多国语言版权；同年2月，戈尔曼获选为《时代》次世代百大领导“奇才”之一。
不难想象，就职典礼那天，许多人一边在荧幕前看着戈尔曼激动人心的诗歌朗诵，一边上网搜寻这位青春诗人究竟是谁。
阿曼达·戈尔曼，美国非裔诗人与社会活动家，首位国家青年桂冠诗人。她的出身在美国非裔里是寻常的——单亲家庭，经济困窘，妈妈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家庭背景困难，她还有特殊需要。幼年时被发现有语言障碍，接受治疗多年。重视教育的母亲将戈尔曼姊弟三人送进南加致力于社区服务、多元平等、社会正义的私立学校，在那里她受到启发式全人教育，之后拿到高额奖学金进入哈佛攻读社会学。进大学前，她以17岁之龄出版第一本诗集《为食不果腹者》（The One for Whom Food Is Not Enough）。
戈尔曼诗歌的主旋律向来是为边缘人物发声，也构筑不同背景社群彼此合作、恩慈相待的愿景，但讽刺的是，就职典礼后关于戈尔曼的国际艺文新闻，却是由《我们攀登的山丘》翻译人选所引发的族裔背景争议。先是旅居英国的荷裔作家蓝纳弗（Marieke Lucas Rijneveld）因其白人族裔身份引来批评声浪，主动请辞戈尔曼诗集的荷语翻译工作。30岁不到的蓝纳弗去年方以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不安之夜》）一书成为布克国际奖的最年轻得主，是新生代广受注目的荷语小说家和诗人。当出版社选定她为荷语译者时，戈尔曼本人欢喜赞同。
然而消息正式发布后反对之声潮涌，挞伐笔军以荷兰《人民报》记者杜尔（Janice Deul）为首，她说蓝纳弗的文学造诣、翻译能力无庸置疑，但出版社难道不觉得找一位和戈尔曼一样的“非裔女性”做翻译更合适吗？出版社还未表态，蓝纳弗已经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蓝纳弗的决定，又迎来另一波自由派和保守派间的热烈争论。
荷兰语翻译人选风波未息，南欧又起了另一场风波：西班牙方言加泰隆语译者奥比斯（Victor Obiols），在完成戈尔曼原诗翻译后接到出版商通知，称再度评估后认为他（中年白人男性）“不适合”这份工作，可以酬劳照付，但不会出版他的译文。奥比斯并非蓝纳弗这样的后起之秀，而是被业界尊重的资深译者，翻译过莎士比亚、王尔德等的名著。奥比斯对自己头一回以这种理由被判出局，感到无力又无奈。
这一连串被西方媒体广泛报导，沸沸腾腾的文化新闻，让我和孩子思想：
作为受压抑非裔的代言者，戈尔曼这首诗究竟谁有资格翻译？
除了双语双文化功底，译者本身的族裔背景是否也该列入重点考量因素？
如果只有另一个“同文同种”的译者才能翻译受压迫者的创作，如何超越人种、性别、贫富的藩篱？
难道文学艺术的精神，不就是跨越或超越这些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
这连串翻译风波也让我想起最近才读毕、得遍大奖的图像小说三部曲March（《征途》，暂译）。这部文图搭配无间，叙事高潮迭起，信息深远的精彩作品，讲述的是美国著名非裔民权斗士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的生平故事。执笔者是路易斯本人和他的土耳其裔助理艾登（Andrew Aydin），插画师是白人画家波维尔（Nate Powell）。
《征途》的故事撼动了我的心灵，开启了我的眼界。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现代史上内政最动荡的时代。南北战争结束百年后，种族隔离在南方各州依然是常态，从学校、职场到日常生活，黑人遭受许多不平等待遇。究竟要如何突破困境？不同团体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以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为首，路易斯也在内的群体坚持和平抗争的道路：他们坚持白人不是敌人，而是运动伙伴，坚持不论面对多少昨日与今日的不公不义，绝对不以暴易暴。
1961年，才21岁的路易斯——和如今站到媒体聚光灯下的诗人戈尔曼差不多年纪——已经投身纳许维尔学生运动数年，并成为知名学生领袖。那年夏季，路易斯成为“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行动中13名成员（7名白人，6名黑人）中的一名。他们抱着敢死队的精神，从首府华盛顿特区出发，计划搭客运公交车经过当时州法禁止黑白共乘的南方多州，目的地是新奥尔良。旅程中多位成员遭攻击、殴打、下狱，几乎连命都赔上。路易斯也受了重伤。他说，要坚持和平之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即便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是要爱那些暴打你的人。因为若容许怒气占据自己的心思意念，就不可能坚持不还手。一旦动手，就无法传递真正要传递的信息。
对路易斯和像他这样的民权斗士来说，面对系统和人心的黑暗，每一小步的进展都是血、汗与泪换来的。几十年以后，当他决定为下一代述说自己的故事时，可轻易征集全非裔的创作团队，为什么他却组成了非亚欧多族裔的队伍？这与创作源起有关：中亚背景的艾登是路易斯的得力助理，也是最初向路易斯提出图像小说回忆录这个点子的人：是时候向下一代传递他一生志业的火炬，而“还有什么媒介比图像小说更有亲和力？”路易斯考虑良久之后答应，条件是艾登得和他一起写作。而他们后来选定白人画家波维尔，则是两人一致认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
相对于戈尔曼诗作翻译人选掀起的族裔角色风波，路易斯的生命经历、回忆录团队的选择，以及最终完成的金奖作品，在在见证了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人，如何能为同一个理想各尽所能。
回到戈尔曼诗歌翻译课题，我的思考还在进行：
翻译强调“信达雅”，翻译过程中，译者穿上原创者的鞋子要走几里路才能在自己和他者的经验里寻求到交集共通？
谁有资格翻译？能掌握双边语言、愿意倾听创作者声音的人？
谁有资格决定译者？原创者？出版社？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嘶喊？
而我们这些罪人，蒙恩之后，能不能以生命故事来“翻译”神圣、恩典和救赎？或许言永不能尽意，或许我们的翻译只捕捉到原文百分之一的精髓，但我们的使命不就是在尝试里靠近吗？
蓝纳弗主动放弃戈尔曼诗歌的荷语翻译，之后她写了一首诗回应，说到当一些人没有预备好她承接这个任务时，她选择等待。西班牙方言译者“被”放弃，受访时充满了无奈。当我们寻求正义，为受压迫者发声，并期待更多的受压迫者一个个站出来时，要特别谨慎。历史上的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后裔，不该被看作对头，而应被看作要赢取的盟友。否则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恶性循环，历史成为不同族裔兴衰起伏的战场，以致无法走近戈尔曼诗中描述，对各群体和睦同居的向往。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迅速理解黑白之间的历史伤痕，但历史上对亚裔的仇恨，近来因新冠疫情而在欧美翻腾。除了肤色，还有其他造成压迫的原因：贫富悬殊，性别歧视，甚至宗教压迫……这些不也都是锡安大道上不易挪开的的大小石块？
戈尔曼是一个天主教徒，她的心与笔带着深沉的使命感。使命不是为自己族群的勃勃野心，而是对“和睦同居”之梦想。诗歌题名为《我们攀登的山丘》——
我们是谁？
攀登过程里什么显性或隐性的人事物会让我们脚步踟蹰，甚至扑跌？
登到山顶时又期待看到什么景象？
对一切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与文字，“翻译”神圣故事的人来说，登山的途径或许不只一条，但我确信，山只有一座，山顶的愿景也只有一个，登山的人，从耶稣起始，都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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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黄瑞怡
台湾大学图书馆学学士，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语文教育博士，专攻儿童青少年文学。多年在南加公私立中小学任职，现任联合基督教学校国际学生部主任，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资深同工。《飞扬》杂志2011年征文比赛首奖。著有《艺出造化意本自然——杨志成的创作世界》。台湾《校园杂志》“尴尬少年游”，“恶水筑书桥”专栏作者。曾参与远东广播公司童话系列讲座。
